關鍵人物專訪／李壽東：堅守肝病戰場 千篇論文解謎肝炎

投入肝炎聖戰50年，振興醫院前院長李壽東從推動B肝疫苗到藥物相關研究，無役不與，終讓台灣走出肝病之島的惡名。
 

撰稿／李宜芸

一生投入肝炎研究，著作等身、享譽國際的肝炎戰將李壽東，2019年以振興醫院院長榮退後，至今仍擔任顧問醫師，持續於第一線看門診。從醫50年，時空大幅變換，他也從黑髮變白髮，不變的是，他時刻心繫這一群與他並肩走過的病人。

在台灣，B型肝炎是引起肝癌的主因。隨著1986年國內新生兒全面施打B型肝炎疫苗、B肝相關藥物推陳出新，肝病及肝癌的發生率與死亡率終於逐年下降，也預期即將走出國人十大死因，台灣逐漸擺脫肝病之島的惡名。「現在醫院內愈來愈少急性肝炎發作的案例，都是長期追蹤的病人。」一生與肝炎奮戰的李壽東，終於迎來這一天。

李壽東1974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，之後到台北榮總擔任住院醫師。當時胃腸科病房位於中央大樓2樓的16、17病房，每個病房約莫有50∼60位病人。李壽東仍然記得走進病房的那一幕：放眼望去，每張病床上皆躺著一個個肚大如懷胎十月、充滿腹水的肝硬化與肝癌病患，醫師卻束手無策。

跟隨羅光瑞教授腳步投入肝病研究
過去醫療不發達時，一度以為這些病人是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前，在中國感染到寄生蟲、營養不良以及酗酒所致；直到1960年代後期，B型肝炎病毒現蹤，美國學者布倫伯格（Baruch Samuel Blumberg）發現了「澳洲抗原」—為B型肝炎多種抗原之一，並證實與血清性肝炎（B型肝炎）有關。當年台灣分別以臺大宋瑞樓教授、榮總羅光瑞教授為首，兩大體系率先投入肝炎研究，運用多種推陳出新的研究技術，逐漸揭開折磨台灣民眾已久的肝炎面紗。

1970年代，在羅光瑞教授的帶領下，北榮的肝炎研究逐漸起步並大放異彩，彼時仍是住院醫師的李壽東躬逢其盛。1971年，羅光瑞與華裔的醫學博士唐廷贊受限國內技術，將榮總55個肝癌病人的血清樣本送至美國南加大實驗室，發現44個樣本為澳洲抗原陽性，也就是80%肝癌病人與B型肝炎病毒有相關性。如此高的比率讓論文不被《刺胳針》（Lancet）雜誌接受，認為一定是實驗室做錯了，後來只好在台灣消化醫學會以及《美國內科學年鑑》（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）發表。

積極投稿國際期刊
1972年亦有來自美國海軍醫院流行病學醫師史蒂文絲、畢思理與榮總婦產科合作，分析台灣民眾B肝帶原盛行率高的原因。他們追蹤了158位B肝帶原的母親所分娩的新生兒，有63位（40%）成B肝帶原者，因此推測母子間垂直傳染是台灣B型肝炎盛行率居高不下的關鍵，並於1975年發表於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》（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），也因此影響了台灣肝炎研究先驅積極推動新生兒B型肝炎疫苗接種計畫。

在羅光瑞與唐廷贊兩位大師的帶領下，李壽東亦投入了肝炎聖戰，「當年歸功於從臺大過來的老廖（中研院廖運範院士）和科內蔡養德醫師開始購買-70℃冰箱留下病人的血液標本、大量做實驗，國外發表什麼，我們就跟進。對比現在做研究有許多限制，當年一、兩個月就能產出很多文章，積極提升醫學水準，造福民眾。」李壽東描述當年雖然經費有限、設備拮据，眾人卻有滿腔熱血投入研究。

1979年李壽東被派至沙烏地阿拉伯開展醫療服務，回國後在唐廷贊的邀請與鼓勵下，於1982年負笈美國洛杉磯南加州大學接受博士後訓練，專精免疫學，並深入學習統計與論文寫作，奠基李壽東的研究實力，也開始往SCI期刊投稿。當年他與唐廷贊共同於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》發表了一篇DCP指數（血清脫羧基凝血?（Des-r-Carboxy Prothrombin）可提升肝癌確診率的文章，備受矚目，影響及增強往後肝癌診斷率。

1983年李壽東回國後，繼任台北榮總腸胃科主治醫師，接著負責迎來肝炎聖戰中最為關鍵的一場戰役—台灣新生兒B型肝炎疫苗試種計畫。

B肝疫苗問世之初
安全性飽受質疑
1970年代末期，美國默克、法國巴斯德兩家藥廠分別開發出B型肝炎的血漿疫苗，並開始針對高風險醫護人員進行臨床試驗，而巴斯德藥廠更前往非洲塞內加爾進行兒童臨床試驗。

而在史蒂文絲和畢思理的研究證實B型肝炎病毒母子垂直傳染鏈後，畢思理也躍躍欲試，希望在台北進行兒童的B肝疫苗臨床試驗，卻遭遇偌大的輿論壓力，因為當年的B肝疫苗是以帶原者的血液，經過消毒、加熱再打進人體，許多醫界大老擔心疫苗的安全性。熟知疫苗製造過程與B肝病毒威脅的李壽東不解：「當時技術已經成功了，醫界已普遍使用血清免疫球蛋白，疫苗又經過美國、法國與非洲臨床試驗，但許多不同科別的醫師和基礎研究者卻跳出來反對。」同樣爭論的場景在近年新冠疫情中再度重演，「隔行如隔山，非專業的人士，應該尊重專業的判斷。」李壽東直言。

後來，畢思理經友人介紹，與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、行政院院長孫運璿聯繫上，獲得他們支持後，當時的衛生署成立肝炎防治委員會，由宋瑞樓教授擔任主任委員，由上而下推動B型肝炎疫苗的臨床實驗。

圖說：早年的B肝疫苗
捲起袖子施打B肝疫苗
弭平輿論紛爭
然而疫苗的紛爭輿論壓力尚未解決，也影響許多醫護人員不敢施打，就連腸胃科醫師間意見也分歧。李國鼎在1981年邀請了國內外國際級肝炎學者，在松山機場的國際會議廳召開國際肝炎研討會，雖然國內許多學者持反對意見，但會議中國外來自美、英、法、日的學者一致認同台灣值得進行B型肝炎疫苗的臨床試驗，這才逐漸弭平紛爭。

之後，北榮羅光瑞與畢思理小組分頭進行台灣新生兒的B肝疫苗試驗。而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，便是羅光瑞與李壽東為了讓民眾安心，毅然在鏡頭前捲起袖子，身先士卒、以身試劑，李壽東更讓自己一雙正在讀幼兒園的兒女，率先施打B型肝炎疫苗，以行動來證明疫苗的安全可靠。

「我們計算過，B肝疫苗一延宕，新的帶原者就會愈來愈多，估計100個新生兒就有6個會被傳染，晚一天接種就會增加50∼58位B肝帶原者，這些孩子接下來呢？就會面臨慢性肝炎、肝硬化、肝癌威脅。所以要早點block（阻絕）掉，對的事要做下去！」李壽東說。他也透露，當年有同儕不讓其小孩打疫苗，後來證實成B肝帶原者，需要長期追蹤，後悔莫及。

而北榮團隊與畢思理的研究結果皆顯示，對於高危險群的新生兒，需要合併主動免疫（B型肝炎疫苗）與被動免疫（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），才能讓保護效益提升至90%。這兩個研究，大力推進了台灣全面施打B型肝炎疫苗的政策。1983年行政院正式核定B型肝炎預防注射計畫，自1984年起先針對高危險群新生兒(母親為B肝帶原者)施打，二年後推行到全體新生兒再全民施打。台灣成為全球第一個全面施打B肝疫苗的國家，也影響許多國家的衛生政策，造福台灣與世界的下一代。

圖說：投入肝炎聖戰半世紀，雖然肝癌發生率與死亡率逐年下降，李壽東仍心繫接下來脂肪肝的威脅。
個性低調、不張揚
近千篇肝炎論文展現實力
多年研究甘苦不足為外人道，李壽東承襲羅光瑞低調的個性，對眾多輝煌的研究成果不做過多張揚，但他卻願意將功勞歸功於研究助理及部下，他說：「真正厲害的是肝炎研究助理小姐。」他提及印象最深刻的研究——剖腹產降低B肝感染率，於1988年發表在《刺胳針》雜誌上，是當時的研究助理發現經剖腹產生下的小孩似乎比較少B肝帶原，他們才展開研究證實。

回想起做研究的點滴，李壽東描述，當年沒有電腦，更不像現在有專門程式可以跑統計，「光是一個數據就可能需要計算、驗算一整天。」每篇論文都是用打字機一字一字敲下，錯了一字就要重來，一篇文章重打10幾次都是家常便飯，「很多人很驚訝我這把年紀還能自己打字，都是當時打下的基礎。」他笑說。

李壽東1984年從羅光瑞手上接下領導榮總研究團隊的任務後，至今共發表近千篇論文，2004年曾有學者統計，消化學SCI論文發表數，那10年間李壽東是全球第一。曾經在1986年6月份世界肝臟排名第一的《肝臟學》（Hepatology）雜誌中，榮總胃腸科同仁同時發表了3篇有關肝炎、肝硬化原著，替台灣學術在世界發光。此外，李壽東更獲得4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、1次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、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、台灣肝臟研究學會師鐸獎，奠定榮總體系以及李壽東於肝炎聖戰的地位與版圖。

歲月更迭，時空環境也不同了，現在的研究有更多藥廠贊助的影子，面對愈來愈功利化的社會與環境，他尤其緬懷宋瑞樓與羅光瑞兩位教授做任何研究不為金錢，只希望下一代不要再有肝炎的風骨與精神。

李壽東認為，政府與民間單位應提供足夠研究經費，醫學中心則提供好的研究環境，鼓勵醫師進行研究；而醫師更應該在第一線接觸病人，因為許多研究線索就藏在每日與病人互動中，接著深入發展出自己的研究領域。在他的帶領下，北榮的醫師都有專精的研究領域，並鼓勵醫師多往國際期刊投稿，增加影響力，「他們都比我厲害了，每年都有100多篇的研究產出！」李壽東驕傲地說。
回首這場肝炎聖戰，李壽東很欣慰，「這幾年肝病及肝硬化逐漸從國人十大死因第六位來到了第十位，相信再過幾年會退出十大死因之外。」面對恩師羅光瑞一生的期許—台灣下一代不再有肝病，李壽東正面看待肝炎聖戰的這場終局，「應該可以打贏。」只不過，他仍心繫下個潛伏在後方的威脅「脂肪肝」，不免苦口婆心：「如果放任脂肪肝導致肝臟發炎，將提高肝癌風險，不可輕忽。」穿上白袍走進門診，李壽東仍將持續為肝炎奮戰。